1998年,台北。年近八十岁的阿嬷林沈阿笑在社工的陪同下,决定飞往东京,作为最后一位仍在世的台湾慰安妇,参与对日本政府的集体诉讼。影片采用双线叙事:一条是当下,阿笑在东京法庭上面临右翼分子的骚扰、身体的衰老记忆以及律师团的压力;另一条是回忆,1943年至1945年间,十七岁的她被日军以“洗衣工”名义骗至南洋,在婆罗洲的日军慰安所里度过的两年地狱生活。法庭上,阿笑用台语平静地讲述每一次被侵犯、每一次试图逃跑、以及最后目睹同乡女孩被日军用刺刀杀死的场景。法官要求她提供更多“具体细节”,阿笑沉默了很久,说:“我说的每一个字,都是具体细节。”最终案件败诉,但阿笑在回台北的飞机上,对着窗外的云说了一句:“我都说出来了,够了。
导演用极度克制的镜头语言讲述了一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。女主角的表演堪称教科书级别,将一个曾被毁灭又顽强重建的生命演绎得令人心碎而敬畏。法庭戏无声胜有声,最后没有胜利的结局恰恰是最有力的控诉。 导演用极度克制的镜头讲述了一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。女主角的表演堪称教科书级别,将一个曾被毁灭又顽强重建的生命演绎得令人心碎而敬畏。法庭戏无声胜有声,败诉不是结局,“说出来”才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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